賈大山（ 1943―1997.02.20），漢族，河北正定人。1964年中學畢業。曾任正定縣文化館館員、正定縣文化局局長、河北省政協常委、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71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短篇小說《取經》等。《取經》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2014年1月13日，《光明日報》刊發了習近平憶故友賈大山的舊文《憶大山》。,

人物簡介

賈大山，1943年出生於河北正定古城一個普通市民家庭。1964年中學畢業後，作為下鄉知識青年到西慈亭村插隊務農。1971年開始發表作品，後調任正定縣文化館館員，曾任職正定縣文化局局長、正定縣政協副主席，河北省政協常委、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作為著名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全國文學界，一度與賈平凹齊名：說起寫短篇小說的二賈，一是賈平凹，再就是賈大山。其作品《取經》，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並與另一篇散文《花市》一起，被選入全國中學語文課本。

賈大山為人光明磊落，嫉惡如仇；說話談鋒機敏，詼諧幽默；為文則勤奮刻苦，精益求精；其作品寓意深刻，清新雋秀，膾炙人口。於人於文，多有驚世駭俗之語傳世。可謂人品、文品俱佳，曆為人所稱道。

賈大山於1978年，以小說《取經》榮獲全國首屆短篇小說獎，一舉成名。此後，又創作了《花市》、《夢莊紀事》等一批短篇佳作，作品多次獲獎，並被翻譯到國外，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河北省乃至全國的著名作家。

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

生平經曆

自幼聰慧

賈大山自幼聰慧，上中學時就有文學小品在校刊、《建設日報》、《河北日報》上發表。1964年知識青年下鄉期間，他有機會深入生活，了解民情，親身體驗了農村生活。在農村他說快板、編節目、出板報、寫文章，受到廣大農民群眾和村幹部的讚揚。這一段經曆為以後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1971年到文化館任創作員，開始了戲曲小說的創作。他的作品經常在省級以上文藝刊物上發表。小說《取經》和散文《花市》先後被收人中學語文課本。他的主要作品收入《賈大山小說集》。

品格高尚

賈大山一生為人剛直，一身正氣，襟懷坦蕩，淡泊名利。在文學創作上，嚴謹認真，一絲不苟，語言詼諧幽默，敘事生動形象，篇幅短小精練，內容寓意深刻。被文壇譽為短篇小說的“高手”。他的作品有著鮮明的精短取向，一直追求著在短篇領域裏作出精致。在創作中，他不趕潮流，一直堅持著源於生活的本真追求。他的作品植根於河北平原小城、鄉村的底層，生動地描摹出世情百態、社會萬象。他的小說很有蘊涵，越是細讀，越能讀出小城、鄉村的多姿多彩、濃鬱魅人的地方風情。他的作品不澀不滯，是一種灑脫、空靈的風格。幽默也是他的作品的一大特色。

孝順傳統

百善孝為先，大山也是這樣。在弟兄排行中，他是老九。先於他來到這個世界的，都是姐姐。孩提時代，他的聰慧總是讓父母臉上堆滿了笑容。長大了，他懂事，更叫父母寵愛有加。高中畢業後，大山沒有走進大學之門，他的人生被做了另一種安排。他想著，成人了，不能再“嚼吃”父母，於是一介書生便以苦力的身份進了鄉間的灰窯。為了生計，諸如草台班子的演出、小劇團的編劇之類，他不嫌不拒，樂在其中。盡管生活艱難而清苦，可一點兒也沒影響到他對老人的孝道。在灰窯，他掙了平生第一筆收入―――24元工錢，立刻抽出了一元錢給母親買了一斤蛋糕，找回的幾角零錢則給弟妹們買了一把水果糖，剩下的23元全部交櫃了。等他後來轉了幹部，對於母親則更是周到侍奉，禮敬如佛了。不說一日三問安，也是每天必到母親房間問候的。在他彌留之際，最難以割舍的，就是母親。讓白發人送黑發人，以他的孝順是怎麽也無法寬恕自己的。在醫院的病床上，在他離開這個世界的前三天，他的精氣神消耗殆盡了，可心裏還是惦念娘的生日。他讓妻子回家去，和母親玩會兒麻將：“娘生日哩，你回去吧，讓娘開開心。”

在家裏，大山是兒子，是丈夫。他很傳統，但沒有一點兒的夫權的影子。他們家是妻子當家，掌握財政大權，他所擁有的隻是買盒紙煙、喝上二兩的小錢。他樂於這樣，懶於俗務，不願操那麽多的心。他的興致更願意寫文章、做工作。他給予妻子的除了放權，就是幽默了。聽了他的段子、故事，妻子憋不住不樂，從臉上樂到心裏。他究竟是個大作家，具有幽默的天賦。

嚴管兒子

對兩個兒子，他管束甚嚴，不過兩個孩子從小長到大，他沒捅過他們一指頭。最厲害的體罰是讓他們站窗台，一邊高高地站著，一邊反思自己的錯誤。對於他們的成長，他很關注思想教育，一定要讓孩子走正道，千萬不可出了轍。他給他們記點，做一件好事記一個紅點，做一件錯事記一個黑點。為了多幾個紅點，兩個孩子自我約束意識極強，長大後都出落得規規矩矩。

在作家圈子裏，大山是一個小核心。這不隻因為他的善良，也還因為他的智慧。在北京的文學講習所，他成了作家圈子的核心之一，因為有他在，朋友們總是覺得很開心。在河北這塊地方，他成了文學陣營的紐帶之一，因為有他在，朋友們總是覺得很和諧。

在正定的文學圈子，他則成了旗手和領袖，正定成就出一片文學風景，以至後來被人們稱作正定現象。市井之中，他也有不少朋友。他從他們那裏討生活，他們從他那裏討智慧。他許多小說的靈感、素材、原型等等，都是從他們那裏獲取的。因此他的小說裏，盡是鮮活生動的市井百態。

清廉從官

大山不想做官，卻實實在在地做了官，做了縣裏的文化局長、省政協常委和省作協副主席。他做官，也給人們留下了兩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清廉。他欣賞清官文化，也身體力行地這樣去實踐。他在文化局任局長九年，局裏竟沒有一筆吃喝賬。他跑來和經手的上千萬元的文物修繕工程費，竟沒有一分錢不合理的搭車開支。他多次出差，卻沒有報銷過一分錢的差旅補助。還有就是做事。他幹工作條分縷析，綱舉目張。鍾樓、淩霄塔、華塔、大悲閣等大型修繕工程，都是他親自去北京跑來的。常山影劇院、正定電影院的新建和重建，也是他爭取來的。文化大樓的立項和建設，也得益於他在任時的成功鋪墊。還有諸如常山戰鼓隊打進北京亞運會等等，他都功不可沒。

優秀作家

當然，大山最看中的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他恪守中道，不趕潮流，作品總是很傳統的樣子。但就這一點也不影響他筆下功夫的內蘊和紙上風景的精彩。他立身周正，不媚低俗，作品總是很端直的樣子，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作品的幽默與風趣。路子上，他沒有選擇喜劇，也沒有選擇悲劇，大體上是循了正劇的路子。這在他的《夢莊記事》、《古城人物》以及後來的禪意小說之中都體現了出來。

他的為人與作品，大概就是真、善、美。他將世事看得很透，也將生死看得很透，惟獨寫起小說來，偏像拚了命似的。據知情者講，他寫小說時，總是反反複複地構思推敲，甚至為了一個細節一句對白都可能徹夜不眠。寫成之後，也不急於投寄，而是放在褥子底下，偶有所感時，便再拿出來潤色一番。在他的炕席底下，究竟壓著多少小說，恐怕沒有誰知道。那時候，編輯們也很敬業，常常去登門約稿。每有編輯來，他也不管是大編輯還是小編輯，一概地說：我就從褥子底下給你拿了，拿到哪篇算哪篇。其實他的作品，每一篇都是用心血凝就的。因為他曾說過，他的每篇小說，無論長短，在發表之前均能從頭到尾地背過。

領導追憶

概述

2014年1月12日，石家莊市作協副主席康誌剛在其新浪博客上貼發了習近平的《憶大山》，反映了近平上世紀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間與已故作家賈大山的深厚友誼，及調任福建擔任更高職務直至賈大山去世，與其十餘年間曆久彌堅的交往，飽含真情，十分感人。

習近平追憶大山

“賈大山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他去世以後，在他的家鄉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個春秋的當代文壇，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認識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們，無不在深切地懷念他，許多文學界的老朋友和他家鄉的至交，懷著沉痛的心情，寫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紀念文章。一個雖然著名但並不算高產的作家，在身後能引起不同階層人士如此強烈的反響，在文壇、在社會上能夠得到如此豐厚的紀念文字，可見賈大山的人格和小說藝術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離開中直機關到基層鍛煉，被組織分配到正定任縣委副書記。那時，賈大山還在縣文化館工作，雖然隻是一個業餘作者，但其《取經》已摘取了新時期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桂冠，正是一顆在中國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原來我曾讀過幾篇大山的小說，常常被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實優美的描述和精巧獨特的構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後，更是經常聽到人們關於賈大山的脾氣、性格、學識、為人的議論，不由地讓人生發出一種欽敬之情。特別是我們由初次相識到相熟相知以後，他那超常的記憶、廣博的知識、幽默的談吐、機敏的反應，還有那光明磊落、襟懷坦蕩、真摯熱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後，第一個登門拜訪的對象就是賈大山。

一個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員陪同下來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問候之後，便開始了漫無邊際的閑聊，文學藝術、戲曲電影、古今中外、社會人生，無所不及，無話不談。雖然第一次見麵，但我們卻像多年不見的朋友，有說不完的話題，表不盡的情誼。臨別時，他還拉著我的手久久不願放開：“近平，雖說我們是初次見麵，但神交已久啊！以後有工夫，多來我這兒坐坐。”他邊說邊往外送，我勸他留步，他像沒聽見似的。就這樣邊走邊說，竟一直把我送到機關門口。

此後的幾年裏，我們的交往更加頻繁了，有時他邀我到家裏，有時我邀他到機關，促膝交談，常常到午夜時分。記得有好幾次，我們收住話鋒時，已經是次日淩晨兩三點鍾了。每遇這種情況，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為了不影響機關門衛的休息，我們常常疊羅漢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頭，悄悄地從大鐵門上翻過。

1982年冬，在眾人舉薦和縣領導反複動員勸說下，大山不太願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長的重擔。雖說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當起領導來卻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層、訪群眾、查問題、定製度，幾個月下來，便把原來比較混亂的文化係統整治得井井有條。在任期間，大山為正定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護、維修、發掘、搶救，竭盡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劇院、新華書店、電影院等文化設施的興建和修複，隆興寺大悲閣、天寧寺淩霄塔、開元寺鍾樓、臨濟寺澄靈塔、廣惠寺華塔、縣文廟大成殿的修複，無不浸透著他辛勞奔走的汗水。

作為一名作家，大山有著洞察社會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獨特視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華橫溢、析理透澈。對人們反映強烈的一些社會問題，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獨到、合情合理的意見和建議。因此，在與大山作為知己相處的同時，我還更多地把他這裏作為及時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為我行政與為人的參謀和榜樣。”

大山是一位非黨民主人士，但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的命運與黨和國家、人民的命運割裂開。在我們黨的政策出現某些失誤和偏差，國家和人民遇到困難和災害的時候；在黨內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發生局部動亂的時候，他的憂國憂民情緒就表現的更為強烈和獨特。他利用與基層民眾水乳交融的關係，充分調動各種曆史和文化知識，以詼諧幽默的語調，合情入理的分析，樂觀豁達的情緒，去勸說人們、影響人們，主動地做一些疏導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時，他更沒忘記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責任，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盡情地歌頌真、善、美，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假、惡、醜，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強明辨是非、善惡、美醜的能力，更讓人們看到光明和希望，對生活充滿信心，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充滿信心。

我在正定期間，不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幫助，我們之間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記得1985年5月我即將調離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個晚上，我們相約相聚，進行了最後一次長談，臨分手時，倆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我到南方以後，曾經給大山去過幾封信，隻是大山甘於恬淡寂寞，不喜熱鬧，未有及時回應。以後我也因工作較忙，很少給他寫信了，隻是偶爾通個電話，送上衷心的問候和祝願。我還曾多次讓人捎信兒，希望他在方便的時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總是說我擔子重、工作忙，不願給我添麻煩。雖然接觸聯係少了，但我們之間的友情並未隨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與我聯係較多的同誌探詢，密切關注著我的工作情況和動向，我也經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誌詢問他的身體、工作和創作狀況。每次見到正定的同誌，我都請他們給他帶去一些薄禮。每年春節前夕，我總要給他寄上一張賀卡，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願。

1991年春節，在離開正定6年之後，我受正定縣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經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鄉――正定。我抽時間專程到家裏看望大山。那時他已主動辭去了文化局長職務，到縣政協任專職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樣豁達樂觀、詼諧幽默，依然那樣身板硬朗、精神矍鑠，並依然在擔任領導職務的同時堅持著他的小說創作。那年，他還不到50歲，正當精力充沛、創作欲望非常強烈的黃金時期。他告訴我，什麽小說在哪個雜誌發表了，什麽小說被哪幾家刊物轉載了，正在構思或寫著什麽，顯得非常興奮。那次相見，由於時間關係，我們沒能長談，便依依惜別了。

1995年深秋，我從一個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並已做了手術，盡管說手術相當成功，還是給關心他的人們心頭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我不時打聽著他是否康複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見好轉，卻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後來，聽說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擴張治療，能吃進一些流食了。再後來，聽說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協和醫院做診斷檢查。剛好，我那幾天正在北京開會，便抽空到醫院去看望他。見到他時，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樣，隻見他麵色憔悴，形體枯槁，蜷縮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隻有那兩隻深深凹陷進去的眼球，還依然閃耀著流動的亮光。他看到我進來，立即掙紮著從床上坐起，緊緊握住我的雙手，激動的淚水早已奪眶而出。稍微平靜些後，他就給我述說病情的經過。我坐在他的床頭，不時說上幾句安慰的話，盡管這種語言已顯得是那樣的蒼白和無力。那次見麵，我們兩人都顯得非常激動，因為我知道，惡魔般的細胞，此時已在大山的肝髒、胰髒和腹腔大麵積擴散。我不忍心讓他在病疼之中再過於激動，為了他能得以適度的平靜和休息，我隻好起身與他揮淚告別。臨走，我告訴他，抽時間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農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看望大山。這時的大山，身體的能量幾近耗盡，他的麵色更加憔悴，形體愈顯瘦小，聲音嘶啞，眼光渾濁，話語已經不很連貫，說幾句就要歇一歇。此時我心中已有一種預感――恐怕大山的駕鶴西去為期不遠了。至此，一股悲愴的情緒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緊緊握住大山的手，淚水溢滿了眼眶。這時的大山，卻顯得非常平靜，倒是先安慰起我來。我提出再和他照張合影，他笑著說：“我已瘦成這樣，不像個人樣兒了，叫人看見怪嚇人的呀！”他雖是這樣說，可還是掙紮著坐了起來。這張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別人最後的一張合影。

2月21日，在我剛剛離開正定才十來天，突然接到電話告知――著名作家賈大山於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歲。

噩耗傳來，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兄長。我多麽想親自去為他送行，再看他最後一眼哪！無奈遠隔千裏，不能前往，也隻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樣匆忙，走得是那樣悄無聲息，但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摯善良的品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習近平此文發表於《當代人》雜誌1998年第7期）

鐵凝追憶

2014年2月18日，《人民日報》第24版發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為201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賈大山小說精選集》一書所撰序言。內容如下：

天籟之聲　隱於大山

賈大山是河北省新時期第一位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說《取經》獲獎之後到北京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期間，正在文壇惹人注目。那時還聽說日本有個“二賈研究會”，專門研究賈平凹和賈大山的創作。消息是否準確我不曾核實，但已足見賈大山當時的熱鬧景象。

…………。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讀賈大山小說的時候，眼前總有一張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臉。我想，許多小說家的成功，大約不在於他發現了一個孩子因為偷吃花生種子被卡死了，而在於她死後又被親人抹的那一臉鍋底黑和那一斧子。並不是所有小說家都能注意到那鍋底黑和那一斧子的。後來我讀大山一篇簡短的《我的簡曆》，寫到“1996年秋天，鐵凝同誌到正定，閑談的時候，我給她講了幾個農村故事。她聽了很感興趣，鼓勵我寫下來，這才有了幾篇u2018夢莊記事u2019。”今天想來，其實當年他給我講述那些故事時，對“夢莊記事係列”已是胸有成竹了。而讓我永遠懷念的，是與這樣的文壇兄長那些不可再現的清正、有趣、純粹、自然的文學“閑談”。在21世紀的當下，這尤其難得。

一些文學同行也曾感慨為什麽賈大山的小說沒能引起持續的應有的注意？可賈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壇對他的注意與否。河北省曾經專門為他召開過作品討論會，但是他卻沒參加。問他為什麽，他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說發表時他也不在乎大報名刊，寫了小說壓在褥子底下，誰要就由誰拿去。他告訴我說；“這褥子底下經常壓著幾篇，高興了就隔著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來再改。”在賈大山看來，似乎隔著褥子比麵對稿紙更能引發他的思路。隔著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夠沉澱得更久遠、更凝練、更明晰。隔著褥子去思想還能使他把小說越改越短。這讓我想起了不知是誰的名句：“請原諒我把信寫得這麽冗長，因為我沒有時間寫得簡短。”

寫得短的確需要時間需要功夫，需要世故到極點的天真，需要死不悔改地守住你的褥子底下（獨守寂寞），需要坦然麵對長久的不被注意。賈大山發表過50多篇小說，生前沒有出版過一本小說集，在20世紀90年代不能說是當紅作家，但他卻不斷被外省文友們打聽詢問。在“各領風騷數十天”的當今文壇，這種不斷地被打聽已經證明了賈大山作品留給人的印象之深。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內，一生隻去過北京、保定、石家莊、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開會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見了海。北戴河之後的兩年裏，我沒有再見賈大山。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著，大山不會有太重的病。他家庭幸福，生活規律，深居簡出，善以待人，他這樣的人何以會生重病？當我在這個秋天見到他時，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術後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發很長，蜷縮在床上，聲音喑啞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變了他的形象，他這時的樣子會使任何一個熟識從前他的人難過。隻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雙能洞察世事的眼：狹長的，明亮的。正是這雙閃著超常光亮的眼使賈大山不同於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讓他的朋友們看到一些希望。那天我的不期而至使大山感到高興，他盡可能顯得輕快地從床上坐起來跟我說話，並掀開夾被讓我看他那驟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樣啊”，他說，他到這時也沒忘幽默。我說了些鼓勵他安心養病的話，他也流露了許多對健康的渴望。看得出這種渴望非常強烈，致使我覺得自己的勸慰是如此蒼白，因為我沒有像大山這樣痛苦地病過，我其實不知道什麽叫健康。

1996年夏天，蔣子龍應邀來石家莊參加一個作品討論會，當我問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時，蔣子龍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賈大山，他們是中國作協文講所的同學。是個雨天，我又一次來到正定。蔣子龍的到來使大山顯得興奮，他們聊文講所的同學，也聊文壇近事。我從旁觀察賈大山，感覺他形容依然憔悴，身體更加瘦弱。但我卻真心實意地說著假話，說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病人是要鼓勵的，這一日，大山不僅下床踱步，竟然還唱了一段京劇給蔣子龍。他強打著精神談笑風生，他說到對自己所在單位縣政協的種種滿意――我用多貴的藥人家也不吝惜，什麽時候要上醫院，一個電話打過去，小車就開到樓門口來等。他很知足，言語中又暗暗透著過意不去。他不忍耽誤我們的時間，似又怕我們立刻離去。他說你們一來我就能忘記一會兒肚子疼；你們一走，這肚子就疼起來沒完了。如果那時癌細胞已經在他體內擴散，我們該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難以言表的疼痛。我們告辭時他堅持下樓送我們。他顯然力不從心，卻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態得以輕捷。他仿佛以此告訴人們，放心吧，我能熬過去。

賈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當著外人他一直保持著應有的尊嚴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訴我，隻有背著人，他才會為自己這遲遲不好的病體焦急萬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1997年2月3日（農曆臘月二十六），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賈大山。經過石家莊和北京兩所醫院的確診，癌細胞已擴散至大山的肝髒、胰髒和腹腔。大山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樣，見到我們立即掙紮著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樣子，他的病態使我失去了再勸他安心養病的勇氣。以大山審時度勢的聰慧，對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於是我們不再說病，隻不著邊際地說世態和人情。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大山講起某位他認識的官員晚上出去打麻將，說是兩裏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車去。打一整夜，就讓司機在門口等一整夜。大山說：“你就是騎著個驢去打麻將，也得喂驢吃幾口草吧，何況司機是個人呢！”說這話時他揮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著一個什麽地方，義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個病到如此的人，還能對一件與他無關的事如此認真。可誰又敢說這事真的與他無關呢？作為作家的賈大山，正是這種充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情感不斷成就著他的創作。他的疾惡如仇和清正廉潔，在生他養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我不禁想起幾年前那個健康、幽默、出口成章的賈大山，他曾經告訴我們，有一回，大約在他當縣文化局長的時候，局裏的話務員接到電話通知他去開一個會，還問他開那麽多會真有用的有多少，有些會就是花國家的錢吃吃喝喝。賈大山回答說這叫“酒肉穿腸過，工農留心中”。他是在告誡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別忘了心中留住百姓呢，還是譏諷自己酒肉穿腸過的時候百姓怎還會在心中留呢？也許告誡、譏諷兼而有之，不經意間透著沉重，正好比他的有些小說。

1997年2月3日，與大山的最後一次見麵，還聽他講起另一件事：幾個陌生的中學生曾經在病房門口探望他。他說他們本是來醫院看同學的，他們的同學做了闌尾炎手術，住在賈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學問他們，你們知道我隔壁住著誰嗎？住著作家賈大山。幾個同學都在語文課本上讀過賈大山的小說，就問我們能不能去看看他。這同學說他病得重，你們別打擾，就站在門口，從門上的小窗戶往裏看看吧。於是幾個同學輪流湊到賈大山病房門前，隔著玻璃看望了他。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靜，當他講述這件事時，他的嗓音忽然不再喑啞，他的語氣十分柔和。他不掩飾他的自豪和對此事的在意，他說：“幾個陌生的中學生能想到來看看我，這說明我的作品對人們還是有意義的，你說是不是？”他的這種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覺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來，雖有遠近不少同好親友前來看望，但似乎沒有誰能抵得上幾個陌生的中學生那一次短暫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賈大山，仿佛隻有從這幾個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確有讀者，他的作品的確沒被遺忘。

1997年2月20日（正月十四）大山離開了我們，他同疾病抗爭到最後一刻。小梅嫂子說，他正是在最絕望的時候生出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的希望，他甚至決心在春節過後再去北京治病。他的渴望其實不多，我想那該是倚仗健康的身體，用明淨的心，寫好的東西。如他自己所期望的：“我不想再用文學圖解政策，也不想用文學圖解弗洛伊德或別的什麽。我隻想在我所熟悉的土地上，尋找一點天籟之聲，自然之趣，以娛悅讀者，充實自己。”雖然他已不再有這樣的可能，但是觀其一生，他其實一貫是這樣做的。他這種難能可貴的“一貫”，使他留給文壇、留給讀者的就不僅是獨具氣韻的小說，還有他那令人欽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謹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說中借著主人公、一個鞋店掌櫃的嘴說過：“人也有字號，不能倒了字號。”文章至此，我想說，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號也不倒。

賈大山作品所傳遞出的積極的道德秩序和優雅的文化價值，相信能讓還不熟知他的讀者心生歡悅，讓始終惦念他的文學同好們長存敬意。

信佛與寫書

大山一早就來了電話，說他在正定那邊，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一行到了正定，見麵一一握手時，他竟不認識省作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副主席。我就是再理解，也不由不吃驚。

除了略顯富態，大山一切如舊。分別10年，一見麵他毫無驚咋，先同別人寒暄，最後才撫了我的肩同行。10年歲月恍若隔日。

他備了滿滿一桌子菜來招待我們，自己卻絕不沾葷腥。

先前憋了一肚子的話，不知從哪裏說起，沒頭沒腦地問：

“你幹嗎吃齋啊？”

“是生理上的事，吃了葷腥惡心。”

但他對佛教的尊崇是毫不掩飾的。

那頓飯，以及飯後他領著我們遊覽正定大佛寺的整個過程，他大部分時間都說的是佛教教義。他對佛教經典的研讀，是很有深度的了，記性又出奇的好，能背誦許多經文。國家最高領導人來正定參觀大佛寺，縣裏隻有請他出麵講解。他的那份頭頭是道，那份出神入化，令聽者入迷。

但我心裏卻有一種莫名的憂慮。倘佛門多了一位高人，文壇失卻一位作家，那代價是不是太沉重一些了呢！

我的憂慮是多餘的。

在大佛殿的甬道上，剛剛津津有味地講完一個佛傳故事，間歇之後大山忽然說：

“我真覺得自己不該再寫小說，因為有人寫得太好了。”

他說的“太好了”的小說是《圍城》。接著他就大段大段地背誦《圍城》，一麵用手指往下有力地戳著，眼睛裏滿是欣賞和神往：

“看了人家的書，覺得自己真沒有資格寫書。”

我怔怔地看著他。大山還是大山。大山還是作家。文學之心，文學之望未滅。

接下來他說起同一幫文友聚會時怎樣的語驚四座：有一段時間他罷了筆，因為知道新潮蜂起，自己的小說沒人看了。但最近又寫開了，因為又聽說，現在新潮小說、舊潮小說都沒有人看了。眾皆嘩然。他自己也認定：這是妙語。

但他的小說並不像他說的“沒人看”。他新近發表的幾篇小說，我在石家莊時就聽人們議論了：寫得極是精致。小說發出來，常常接到許多電話，有老百姓的，也有地方官員的，都是稱道的話。每每寫作，他心裏一定先有了這些讀者的音容笑貌。他生活在他們中間，為他們寫作，他們也都懂得他，鍾愛著他。他便更不願令他們失望。他寫得多，發表得極少。寫了都積在案上，有極知己的編輯朋友去，他才極吝嗇地示出一二。為此，許多刊物疏遠了他，寄贈了多年的刊物一一停了。他不在乎，也沒有怨恨。他自撰一聯：“小徑容我靜，大地任人忙。”

這“靜”是心靜，大靜，無邊無涯，高深莫測，不為塵俗利害炎涼所動，一如莊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心靜不是心死，大靜不是寂滅。幽默更其老到，調侃更其圓熟，針砭更其尖利，這樣的人不可能是冷漠的人。恰恰相反，那是因為他太熱愛生活，太認真生活的緣故。隻是由於他比常人遠為優越的智慧，那摯愛和認真的表達也就不同凡響了。

不久前，汪曾祺老訪正定，對大山的情操風采極是賞識，送了大山一聯：“神似東方朔，家傍西柏坡。”大山連忙搖手：不敢，不敢！前輩對晚輩隻合講勉勵的話如“夾緊尾巴做人”之類。

汪老仰麵大笑，說：

“你看你又東方朔了不是！”

本文到此結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呢。